何莲珍、胡开宝、胡壮麟｜新文科背景下的外语教育与外语研究（二）

中国外语2021年第1期（总第9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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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论坛

主持人肖琼：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进入了新时代，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中国进入新时代，首先关系到中国自己的发展，同时也影响着世界。新时代教育的根本性问题就是“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 2020年11月3日，教育部在山东大学召开全面推进新文科建设启动大会，会上发布了中国高校《新文科建设宣言》。近年来国家一直强调推动教育的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提升教育服务能力和贡献水平，大力发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四新”（尤其是新文科）建设工程对外语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提出了新要求；怎样根据我国的国情和外语教育的特点，在新时代的背景下践行立德树人的根本使命、培养国家需要的人才、探索外语教育与外语研究问题，是摆在每个外语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任务。最近一段时间，多所大学举办学术论坛，探讨新文科背景下的外语教育与外语研究问题。例如，在2020年9月，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召开了“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前沿高层论坛”，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召开了以“新文科、新变革、新发展”为主题的系列高端论坛，都涉及新文科视域下的外语教育与外语研究问题。本栏目内容主要摘选自这两次论坛。关于这个话题，本刊还会继续关注并发表学者的真知灼见。

新文科背景下的

外语教育与外语研究

新文科与外语学科建设

——综合性大学的探索与实践

何莲珍浙江大学

综合性大学具有多学科性、科学研究型与基础性特征。人文社会科学作为综合性大学学科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发挥着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作用，在提升学校办学实力、加强思想价值引领、促进文化内涵建设等方面也有着重要地位，其发展不仅是综合性大学打造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必经之路，也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高素质创新人才和领导者的必备基础。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新知识、新技术不断突破，为人类社会带来巨大变革，也为文科的创新转型发展带来了全新的机遇与挑战。2018年10月，教育部、科技部等部门联合启动“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全面推进“新文科”等建设。“新文科”建设的核心要义是：立足新时代，回应新需求，促进文科融合化、时代化、中国化、国际化，引领人文社科新发展，服务人的现代化新目标。在新文科建设过程中，学科交叉融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点。2020年7月召开的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决定新增交叉学科作为新的学科门类。面临新文科及交叉学科建设的契机，应对技术创新和社会变革的挑战，综合性高校应充分发挥学科综合优势，破除学科壁垒，主动将人文社会科学与理工科相互融合，实现相互借力助力，积极运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新方法，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用的知识储备和理论支撑。

进入新世纪以来，浙江大学先后召开了四次文科大会，逐步探索和明确学校文科发展的方向和路径，先后凝练了“强所、精品、名师”“古今会通、东西互动、中外相知、文理交融”的发展理念，并根据“双一流”建设战略部署，提出了“面向2035的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形成了高峰学科、一流骨干基础学科和优势特色学科协同发展、争创一流的学科生态体系，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等各方面的文科发展布局已基本完成。为切实推进文科各学科之间及其与理工农医等学科之间深化合作与交叉融合，学校自2016年起支持了5批共79个学科交叉预研专项项目，先后组建了13个“大数据+人文社会科学”创新团队、15个“双脑计划”交叉创新团队、 5个文科重大交叉创新团队，启动了“亚洲文明学科会聚研究计划”，并通过学科会聚系列论坛等活动营造良好的跨学科学术交流氛围。良好的学科生态为浙江大学外语学科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以下三个案例便是佐证。

案例1：以外语学院教授为首席专家的“亚洲文明学科会聚研究计划”将研究视角从地理区域的亚洲、政治经济的亚洲转向文化文明的亚洲，对标国际高水平亚洲研究机构，以整体视角关注亚洲，设置一系列亚洲研究前沿议题，营造全方位亚洲研究新体系；努力构建文明思想的交融与共生、文化理念的传承与创新、文字语言的认知与变异、文献典籍的环流与再生、文物史迹的流变与保护、文学艺术的理解与对话等六大维度（“六文”）的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形成纵横互动、多元交叉、汇聚贯通的高峰学科群，为亚洲文明交流互鉴提供浙大方案，贡献浙大智慧，为提升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做出了贡献。

案例2：外语学院教授牵手生物医学工程教授组建的“大数据+语言学”创新团队，以探究自然语言的普遍规律与背后的认知机制为建设目标，通过计量方法、行为与神经学研究范式开展语言学的跨学科研究，聚焦语言分布规律、语言认知规律研究，实现语言学研究的科学化与国际化。该团队建设近四年来，已建成国际合作研究平台一个，出版专著 2部，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近20篇。

案例3：外语学院教授联合计算机学院、附属医院教授组建的“双脑计划”交叉创新团队开展自闭症儿童交际行为智能分析，发起召开全国第一届特殊人群话语研究高层论坛和全国第一届自闭症儿童话语研究研讨会，吸引了来自计算机科学、医学、语言学、特殊教育学等领域的学者参会。该团队建设两年多来，已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近30篇，交叉研究还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益。

跨学科研究为外语学科发展提供了新机遇，更高水平的发展需要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在发现新需求、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同时需要创新科研范式，改革评价方式，追求更高质量。

（作者简介：何莲珍，浙江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语言测试、应用语言学。）

数字人文视域下

现代中国翻译概念史研究

——议题、路径与意义

胡开宝上海外国语大学

翻译概念史（historyof translated concepts）是指从历史维度分析外来概念的翻译及其译名的演变，考察具体外来概念在目的语语境中落地、协商、生根和变形的研究。数字人文视域下现代中国翻译概念史研究旨在以语料库和数据库的应用为基础，凭借数字人文技术的应用，分析20世纪以来经翻译途径引进的外来概念进入现代中国语境之中，最终融入汉语言文化体系，塑造中国现代性的过程，考察20世纪以来经翻译途径输出的汉语概念如何经历原有意义的丢失、流变和重构，最终移植进入另一语言文化体系的过程。

数字人文视域下现代中国翻译概念史研究以政治概念、学科概念和社会-文化概念等历史性基础概念为研究对象，考察外来概念经翻译途径进入现代中国概念体系的过程，以及现代中国概念在国外的传播与接受并进入目的语语言文化体系的过程，分析这些翻译概念如何被再定义和再概念化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语境。数字人文视域下翻译概念史研究的特征主要表现为：（1）描写性研究，即基于文本和历史事实的分析，对翻译概念进入目的语语言文化体系的过程进行描写。（2）跨学科研究。该领域研究涉及翻译学、历史语义学、社会语言学、历史学和传播学等学科。（3）共时描写和历时考察相结合，即一方面分析具体翻译概念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翻译和传播，另一方面从历时角度考察具体概念的译名及其内涵与外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4）微观分析与宏观考察相结合。该领域研究不仅分析具体翻译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翻译概念内涵的连续性和变异性，以及具体翻译概念的传播与接受，而且还考察翻译概念跨语际的历史语境及其与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5）定量分析和定性研究相结合。该领域研究对具体翻译概念译名应用频数和频率，翻译概念译名与相关词汇搭配的强度，以及目的语文化体系受众对翻译概念的认知态度进行定量分析，以揭示翻译概念译名的传播趋势和特征。

数字人文视域下现代中国翻译概念史研究的领域主要包括：（ 1）概念译名及其内涵与外延的历时演变研究。该领域研究侧重于分析外来概念译名或本民族概念译名及其内涵与外延的历时演变。一方面，该研究凭借语料库技术和文本数据挖掘技术，可以分析具体概念译名及其内涵与外延历时演变的趋势与特征；另一方面，利用可视化技术对翻译文本进行分析，可以发现翻译文本中有意义的文本共现模式及其随着时间推移发生的变化，分析翻译文本区别于原创文本的特征和模式，探讨概念译名及其内涵与外延的历时变化。（ 2）翻译概念的传播与接受研究。该领域的研究不仅关注外来概念在现代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如个人主义、逻辑、社会主义，而且也研究现代中国概念的对外传播与接受，如阴阳、儒学、“一带一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该领域学者普遍认为，翻译概念进入某一语言文化体系的过程是其自身调适、修正、充实、塑造的理论旅行过程。凭借历时性翻译语料库或平行语料库的应用，可以分析翻译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传播和接受的趋势与特征，揭示翻译概念的理论旅行过程。利用可视化技术，结合GIS（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技术的应用，对收录不同历史时期翻译作品的数据库进行分析，可以揭示重要概念，比如核心文化概念，经过翻译途径进入目的语文化体系的历史轨迹，发现具体翻译概念时间和空间的演变规律，并可直观地进行展示，揭示重要翻译概念传播与接受的规律性趋势及其与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采用基于情感的分类技术，可以探讨人们对具体某一翻译概念的认知和态度，揭示翻译概念传播与接受的趋势和特征。（3）翻译概念对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的影响研究。通常，经翻译途径引进的外来概念和经翻译途径输出的本民族概念均体现了源语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而且也会对目的语社会意识形态以及目的语话语体系产生影响。采用语料库技术和数据挖掘技术，我们不但可以在对大量语料进行考察和定量分析的基础之上，分析具体概念传播与接受趋势背后的意识形态，而且还可以采用文本聚类技术，将与翻译概念意义近似的词汇聚为一类，并与原文进行对照，研究翻译概念的谱系及其对现有目的语话语体系的影响，揭示翻译概念对具体某一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所施加的聚合力和影响力。（4）翻译概念与民族身份和国家形象构建的研究。有必要指出，作为话语的基础，翻译概念承载着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文化传统、政治理念和价值观，故而其应用常常能影响人们对于具体某个民族或国家的认知和看法。为此，我们可以采用文本数据挖掘技术，分析关键性翻译概念的应用和分布及其前后搭配，分析目的语社会民众对这些翻译概念的态度和认知，揭示这些概念塑造的民族身份和国家形象。

作为数字人文与翻译概念史研究的有机融合，数字人文视域下现代中国翻译概念史研究不仅意味着现代中国翻译史研究方法的变革，而且能够推动其他相关研究领域的发展。一方面，由于文本数据挖掘技术的应用，现代中国翻译概念史研究实现了从定性研究方法为主向定性研究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转变。具体而言，语料库和数据库的应用使得关于翻译概念的事实及其演变过程的描写建立在大量翻译语料或翻译文献分析的基础之上，现代中国翻译概念史的研究因此具有充分的事实依据。凭借语料库、数据库及相关软件的应用，我们可以获取关于现代中国翻译概念的分布、频率、搭配和演变等数据。这些数据为现代中国翻译概念史研究提供了可靠的量化依据。另一方面，数字人文视域下现代中国翻译概念史研究可以推动翻译史研究。一般而言，翻译概念史与不同时期的具体翻译实践活动密切相关，尤其是与一些重要著作的翻译相关。该领域通过对特定翻译概念的研究获取关于特定历史时期的认知，在语言术语中理解社会和政治结构中的跨时代变迁。还应指出，数字人文视域下现代中国翻译概念史研究可以有力推动批评翻译学研究，即描写性译学框架下关于翻译和意识形态互动关系的研究。该领域研究可以揭示翻译概念翻译与传播背后的意识形态，分析翻译概念对意识形态的影响。

（作者简介：胡开宝，上海外国语大学语料库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语料库翻译学、话语研究。E-mail: 2019001@ shisu.edu.cn。）

改革永远没有句号

胡壮麟北京大学

外语教育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因此，无论是外语教育，还是外语学科建设和外语教学与研究，改革都永远没有句号。

我的第一个看法是，在讨论之前我们必须明确党对我国高等教育的领导以及党对外语教育的领导，这样讨论时才有统一认识的标准。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国内高校中确实有个别人，认为我们国家政策多变，持有“以不变应万变”的消极立场。

我的第二个看法是，如何培养复合型人才、跨学科人才。这是贯彻国家方针，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和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要求的。具体如何进行需要根据不同高校的具体情况而定。就综合性大学和外国语大学来说，前者学科太多，难以一一应对和合作，后者能合作的院系太少。两类高校都与外校或外系有过合作，尽管取得一定效果，但能长期坚持的不多。对在此过程中的经验应及时总结，如北京大学教务部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即解散大学英语教研室，把教师三三两两分配到全校各个院系，但1983年又恢复教研室，由新成立的英语系接管。这中间有哪些成功的或失败的经验，都不清楚。因此，我建议教育部应该组织有关高校及时总结经验，商讨解决问题的方法。

我的第三个看法是，如何认识“大外语”。应该承认，在新政策的指导下，一些过去未受到足够重视的小语种开始受到重视和发展。这方面的积极措施应继续实施。但像英、俄、日、法、德等传统语种如何发展，也应深入探讨。例如，北京大学英语系对文学方向的本科生可以开设文学课程，招收硕士生、博士生，但对语言方向的本科生仍停留在“听说读写”一类课程，而且不能招收硕士生、博士生。其实，像教育语言学、对比语言学、测试语言学、功能语言学、交际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这类课程完全可以开设，对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应对不同任务是有指导作用的。又如，按学校要求，北京大学英语系成立“澳大利亚研究中心”，至今才招了一名澳大利亚文学博士生，这难以完成学校下达的任务，也难以实现国家对“新文科”的要求。

我的第四个看法是，有必要分清外语教育和母语教育的区别。上述问题之所以难以统一认识，在于有的外语教师过分强调走英美大学的道路，把中国大学的英语系按国外英语系课程设置处理。事实上，国外许多外语教师的认识比我们清楚。我曾经与美国加州圣巴巴拉大学的一位教授讨论。他认为美国大学一般设立“英文系”，因为英语是他们的母语，但汉语是外语，因此成立“汉语中心”，他们开设汉语课程的目的，是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政治、文化、经济、贸易、旅游等方面懂汉语的人才。可见我们国家的“英语系”既不能办成与国外一样的“英文系”，因为英语在我们国家是“外语”，也不能办成和我们国家一样的“中文系”，因为英语不是我们国家的“母语”。

我的第五个看法是，在讨论“新文科，大外语”的宣传工作中有一点需要注意，那就是为了强调工作需要，为了鼓励外语教师积极承担新的教学任务，有时会出现一些过于贬低科研的言论。我始终认为一个合格的高校在教学和科研上应该是并重的。北京大学近数十年的做法应该肯定，那就是教师职称评定时强调“教学、科研、管理”三者并重，谁全面发展，谁优先提拔。这解决了教师发展过程中单靠教学，单搞科研，或单做管理工作的片面发展。我还认为，在贯彻“新文科，大外语”的战略过程中，由于是新生事物，缺乏经验，正是给有关教师提供研究总结教学经验和如何解决实际问题的大好机会。这也是结合国家战略的科研成果。

最后，“新文科，大外语”的内涵包括向国外介绍中国优秀文化、与世界各国建立友好往来、与国外企业互通有无，等等。这就需要在培养外语人才的同时，也接纳和培养国外学生学习汉语和中华文化。在这方面，我建议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师应学习和掌握国外的一些教学方法，如交际教学法、功能教学法、认知教学法等。其次，介绍或讲授中华文化时，应实事求是，同时应熟悉并尊重有关国家的文化和习俗。

综上所述，随着国内外情况的变化和发展，国家政策的调整和对外语专业进行这样那样的改革，是可以理解的。尽管有人对改革持有不同意见，无人可以阻挡改革的步伐，我们外语教师需要认识和积极适应这种变化。

改革永远没有句号！

（作者简介：胡壮麟，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功能语言学、语用学、文体学、语篇分析、英语教学法等。E-mail: yyhzl@pk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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